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 唐·冯承素摹本

说起《兰亭集序》与其书写者王羲之，自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“加持”后，1000多年来，“天下第一行书”与“书圣”之称已成书法圈共识。

(资料图片)

究竟是什么成就了《兰亭集序》？任何时代的文学艺术，其发展都与当时社会文化艺术的审美息息相关。“时运交移，质文代变，古今情理，如可言乎？”这是南朝文学家刘勰说时代对文学的影响，但对于艺术而言，同样适用。

首先是影响社会审美的第一要素——政治因素。

魏晋是我国历史上相对动荡的时期，曹魏统治集团出于政治目的，大力笼络士人名流、知识分子来扩大自己的智囊团，这其中也包括众多书法家。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期，专门设立了书学博士，这就给了书法家政治上的地位，一时间，研习书法成为一种社会现象，所以书法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的发展。

自汉以来的碑刻盛行，至魏已泛滥成“病”。于是，曹操下达“禁碑令”，限制了碑刻低俗之风，这也反过来促进了纸上书法艺术水平的提升。行笔纸上，更方便文人随时随处抒发感慨、畅快发泄，为魏晋书法向着飘逸潇洒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条件。

其次是参与艺术创作审美的直接要素，即文化艺术的思想支撑。

说到艺术思想就不能不谈魏晋玄学。魏晋时期虽然政治极度混乱，但这样的混乱也造就了思想文化的解放。宗白华先生有言：“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、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，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、极解放、最富于智慧、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。因此，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。”随着汉政权的灭亡，世人开始对支撑汉王朝的儒学产生了动摇，孔孟之学在文化生活中的统治地位被士族门阀阶层极度推崇的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易经》等道家经典所取代，玄学兴起。这使得文人士族逐渐走向远离政治的道路，他们变得厌恶政事、不屑功利，寄情山水田园，崇尚自然。

再说王羲之，他出身东晋的官宦世家，父亲王旷、伯父王导、叔父王廙等均位居高官。公元322年，王敦叛乱，整个王氏家族都受到牵连，王家的政治势力也大大削弱了。自此之后，王羲之逐渐远离官场，纵情山水，结交清谈名士，崇信道教，风情潇洒，不滞于物，这些都对他的艺术审美导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魏晋名士脱离政治，寄情自然，追求个性之美，倾心于简约、超然。这种虚灵的内养、超俗的思辨，形成了近乎是自然存在的艺术审美观。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正是这种艺术审美的经典代言，是飘逸洒脱、超然物外的精神体现，点画之中，可见意趣与精神。“天朗气清”“惠风和畅”，这种“意”在《兰亭集序》中得到高度体现，整篇作品，文思濡墨，气韵生动，才思泉涌，蕴藉其中。点画灵动，若精灵起舞；佳句飞扬，如玉盘溅珠。或“韵高千古”，或“奇宕潇散”，用笔墨为世人演奏了一曲具有魏晋风度的唯美乐章。

《兰亭集序》局部

具体到《兰亭集序》的细节，笔者也做一下适度的诠释：其一，用笔精到。细观《兰亭集序》点画“笔笔送到”、劲爽净洁，起笔处，蓄势有度，收笔处，笔尽意远。这就要求在一个笔画运行的过程中，要笔锋到位，无中途虚空或干枯。这“笔笔送到”的功夫，来源于王羲之驾驭毛笔的扎实功底。其二，结字精严。《兰亭集序》全篇324字，字字筋骨丰盈、形神兼备。结体变化自然，正侧呼应，揖让舒展，收敛自如，既多样又统一。21个“之”字，或重或轻，或收或放，皆是点睛，无一处可商榷，“天下第一行书”之誉，可见一斑。其三，章法自然。艺术至高境界是自然，书法作为中国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，其高妙之处在于人为中自然流露出书写者的审美。《兰亭集序》正是“无意于佳而佳”的艺术精品，“书圣”之作就是技法运用中体现的自然，是“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”的实践。其四，文墨无痕。世人关注《兰亭集序》，多在其书法艺术上的高光，对其文字本身的赏析还远未到位。事实上，王羲之这篇兰亭雅集时的即兴散文，收录于《古文观止》，在文学史上同样熠熠生辉。置身雅境，心旷神怡，佳文于心，良墨在手，心手双畅，铸就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巅峰。

《兰亭集序》中的“之”字

总之，一个时代的艺术成就，最终取决于这个时代的审美趋向与审美高度，不是哪个艺术家所能独自构建的。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之所以成为书法艺术皇冠上的明珠，正是魏晋时期思想解放、道家崇尚自然，滋养笔墨而幻化出的精魂。

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，本文首发于《中国文化报》2023年4月18日8版）